通奸一词出自哪儿？古代通奸被发现后何下场？
通奸在当代指尚未明确建立彼此婚姻配偶关系的同性或异性之间自愿发生非单方面性行为的行为。一般情况下，通奸不是犯罪，因为我国的《刑法》及相关的法律中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的规定。通奸，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性冒险了，它产生感官愉悦、精神刺激，但又挑战禁忌，伤风败俗。所以，几乎所有的文明体都曾经立法将通奸入罪，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不少文明国家或地区在法律上保留通奸罪，比如法国、韩国、美国的一部分州、中国台湾。
古语有云，万恶淫为首。官员通奸不是新鲜事，在古代更是非同一般。所谓非同一般，不是说古代通奸的官员更多，而是在古代官员通奸是一种大罪，是法律严令禁止的非法行为，而远非当今仅停留于道德谴责的范畴。
从先秦至民国时期，中华法系也是一直设立通奸罪。如果对中国历史上通奸罪罚的演变趋势做一种鸟瞰式的观察，我们会发现它恰好呈现出一个“U”形轨迹：前期重罪化，中期轻罪化，后期又重罪化。
秦汉魏晋时期，法律对于通奸罪的处罚很严厉，如据北魏的刑法，“男女不以礼交，皆死”，通奸是死罪;又允许亲属对通奸之人以私刑处死，《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夫为寄豭，杀之无罪。”所谓“寄豭”，指跑到别人家传种的公猪。意思是说，如果丈夫像公猪一样钻进别人的被窝，那么被人杀死了也是活该，杀人者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到了唐宋时期，通奸已经出现轻罪化的倾向，如《唐律》规定，“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二年。”即通奸的男女双方，各判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如果当事女性有丈夫，则加半年刑期。与韩国现行法律对通奸罪的处罚(判二年以下监禁)差不多。
但从元代起，通奸又开始变得非常危险，除了要受到国法的惩罚(妇女“去衣受杖”，即剥光衣服行杖刑。元明清三朝相沿)之外，法律还允许私刑，奸夫淫妇被捉奸在床，杀死无罪，如《清律》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只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律断罪，当官价卖，身价入官。”
总的来说，处于秦汉与元明清之中间的宋王朝，对通奸罪的处置是最合乎现代文明的。宋朝的立法继承自《唐律》，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为革五代刑罚严苛之弊，宋朝创设“折杖法”，即在执行刑罚的时候，将死刑之外的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成臀杖或脊杖：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如此，“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通奸罪的“徒一年半”，折杖后的刑罚是脊杖十五，脊背打十五板子后释放。
对通奸罪，宋政府又创造性地立法规定“奸从夫捕”。什么意思?即妻子与别人通奸，要不要告官，以丈夫的意见为准。这一立法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则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利的保护，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诬告。我们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比较容易弄明白了：宋朝法律认为通奸罪是属于“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如果丈夫可以容忍自己戴绿帽子，法庭就不必多管闲事了。
跟后来的元明清有别，宋朝立法对于民间的通奸行为，基本上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同时，宋政府对于官员的通奸行为，又主张处以更加严厉的刑罚。官员与民妇通奸，宋人称之为“监临奸”，宋朝法律申明：“诸临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者(谓犯良人)，加奸罪一等。”而且官员犯奸，也不是“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而是官民均可按发的罪行。一旦有官员被发现与人通奸，往往还将受到降职、撤职的处分。
通奸一词出自哪儿？
最早关于通奸罪的说法见于《尚书》：“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对通奸者处以宫刑，那是生不如死的惩罚。春秋时代，诸侯各国公卿大夫贵族之间私通淫辟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常有尊卑亲属相奸等乱伦行为。公元前407年，魏国李悝以“淫奢逾制”极力主张用刑罚加以制裁，他在《法经》中规定了杂律一篇，内有“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曰淫禁。”
《史记·始皇本纪》说：“有子而嫁，倍死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浩诚，夫为寄之，杀之无罪……”秦代对“私通”定以极刑，且可“人人得以诛之”，格杀勿论。可以不告而杀，私刑也合法。汉朝延续秦的法律，犯奸必杀。而汉文帝似乎又仁慈了些，除了杀头，又添了较“和缓”的肉刑：宫刑。而对于男人来说，这和死刑差别不是很大。
自唐以后，历代法律对通奸行为都从严处刑。唐律规定：“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它还规定，因奸罪而名誉受害的家庭的成员均有权捕捉奸夫淫妇送官，其拒捕而杀之者免刑或减轻刑罚（《唐律》卷二十六）。从元律开始，刑律中增加了“杀死奸夫”一条，规定：“诸妻妾与人奸，夫于奸所杀其奸夫及其妻妾，及为人妻杀其强奸之夫，并不坐。”明刑律也规定：“凡和奸，杖八十，男女同罪。”“其非奸所捕获及指奸者，勿论”（《大明律》卷二十五）。这也许是后世习俗中所谓“捉奸捉双”的由来吧。
清朝的法律沿袭明朝和元朝的法律，允许私刑，允许捉奸，并可当场杀死通奸男女。“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只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律断罪，当官价卖，身价入官”（《清刑律·人命篇》）。
可见在古代，这一方面的道德观念还是相当强的。以至于政府也明确立法，对通奸做出严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