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作者是谁？主要内容是什么？
《诗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论专著,南朝梁钟嵘撰。《隋书·经籍志》:“《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唐宋时期还是两个名称并行。明清以后,《诗品》一名流行。《诗品》的写作时间,根据有关材料推断,大约是在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至十二年(513)间。《诗品》版本很多,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元延祐庚申(1320)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通行《历代诗话》本。《诗品》的注本,解放前有陈延杰 《诗品注》、许文雨《诗品讲疏》等。陈延杰《诗品注》经较大订补后,于1961年再版。近年来,有萧华荣《诗品注译》、向长青《诗品注释》、 《钟嵘诗品校释》等。
钟嵘(约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颍川长社钟氏从东汉末年就是郡的“著姓”( 《后汉书·钟皓传》)。钟嵘的七世祖钟雅是东晋时“避乱东渡”的士族,官尚书右丞、御史中丞、侍中,死于苏峻之难,追赠光禄勋。父亲钟蹈,为齐中军参军。齐永明三年 (485),钟嵘与兄钟岏同入国子学为国子生,“卫将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齐建武初,起家为南康王萧子琳侍郎,迁抚军行参军,出为安国令。入梁,先后为临川王萧宏参军,衡阳王萧元简宁朔记室,最后为西中郎晋安王萧纲记室,“顷之卆官”。《南史》本传说钟嵘“辞甚典丽”,《四库全书总目》(卷195)也称他“学通《周易》,词藻兼长”。但除《诗品》外,钟嵘没有流传下来其他作品。
《诗品》共三卷,序言原分三部分,或分置于上、中、下三卷之首,作为三卷的序,或以第一部分作为全书的总序,二、三部分分别为中、下卷的序。《梁书》本传所录 《诗品》序仅为第一部分。清何文焕辑 《历代诗话》,始将三部分合为一篇,作为全书的总序。序言二、三部分文义并不连接,与中、下卷的内容也无直接关系,故此有的研究者以为除第一部分与《梁书》本传一致,可断定是全书的序文外,其余二、三部分都不类序言,有的段落可能原是上、中卷的附例、附论,有的段落则是全书卷末的跋语。因流传过程中,版本有变动。遂致谬误颠倒,现已无法恢复其本来的面目。(逯钦立:《钟嵘诗品丛考》)
《诗品》的评论对象,只限于五言诗,所谓 “嵘今所录,止乎五言”。钟嵘不同于当时某些持传统观念者视四言诗为 “雅音”、“正体”,五言诗为 “流调”、“非音之正”(挚虞、刘勰),他在《诗品》中大力肯定自汉魏以后,五言诗终于取代四言诗而成为古典诗歌一种重要形式的历史发展,并对四言诗与五言诗作了如下的比较说明: “夫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显示了钟嵘的历史眼光和卓越见识。
《诗品》的主要内容,是对汉魏至齐梁122位作者的诗歌进行研究和评论,即序言中所说“辨彰清浊,掎摭利病”。钟嵘看到并强调文学发展中的渊源继承关系。他将历代五言诗作者分为三系:《国风》、《小雅》、《楚辞》。其中 《国风》、《小雅》同属 《诗经》,所以实际上是 《诗经》和 《楚辞》两大系,也就是将 《诗经》和《楚辞》看作古代诗歌的两个源头,这大致是符合文学史实际的。《诗品》中对各个诗人的风格特点、得失,都有细致的分析评论,不少意见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诗品》中品第诗人高下,是仿效汉魏以来 “九品论人”的做法,将122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三卷即三品:上品除无名氏 《古诗》外,共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对诗人的品第部分,是遭到后人非议最多的。明王世贞 《艺苑卮言》(卷3):“吾览钟记室 《诗品》,折衷情文,载量事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第所推源于何者,恐未尽然。迈、凯、昉、约滥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屈第乎下,尤为不公,少损连城之价。”清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下):“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踳谬不少。嵘以三品铨叙作者,自譬诸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乃以刘桢与陈思并称,以为文章之圣。夫桢之视植,岂但斥鷃之于鹍鹏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桢与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谢庄、王融、帛道猷、汤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颠错,黑白淆讹,千秋定论,谓之何哉!”这些批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而且也确实还存在《四库全书总目》(卷195)所说的情况: “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遗篇旧制,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残文,定当日全集之优劣。”但其中如对曹操、陶渊明、鲍照等人的品第不当,却是后世所公认的。这说明,即使如钟嵘这样卓越的批评家,也不能不受到时代历史的局限。
《诗品》不满意齐梁时代文学批评的“准的无依”,更不满意当时“庸音杂体,各各为容”的创作状况。它对诗歌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要求,并把“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曹植树为五言诗的典范,特别是大力标举 “建安风力”,以及肯定刘桢、左思、刘琨等以风力见长的诗人,都对纠正当时的不良文风,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后,“建安风力”一直被视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这是与 《诗品》分不开的。
《诗品》作为六朝时代进步文学倾向的代表,这种进步性的一个表现,就是对晋宋以来种种不良诗风的批判。它从诗歌“吟咏情性”的基本观念出发,强调诗歌的 “自然”和“真美”,批判以孙绰、许询、桓温、庾亮等为代表的玄言诗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批判以颜延之、谢庄、任昉等为代表的“句无虚语,语无虚字”的堆砌典故的作品是“拘挛补衲,蠹文已甚”、“文章殆同书抄”;批判沈约、谢朓、王融、周颙等倡导的 “永明体”是“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等等。与沈约等的声病说相对立,钟嵘还提出一个自然声律论: “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既主张诗歌要适当注意声律,又反对片面讲求所谓声病。这个自然声律论,为后世皎然的 《诗式》等所继承和发挥。
《诗品》被誉为 “诗话之伐山”(毛晋 《诗品跋》),并历来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章学诚评论《文心雕龙》是“笼罩群言”、“体大而虑周”; 《诗品》则 “思深而意远”、“非论诗家所及” (《文史通义·诗话》)。《诗品》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和文学史上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诗品》早在唐代就传到日本。近年来,日本、南朝鲜、法国都有研究 《诗品》的著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