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当代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诗人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1901-1986)是当代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诗人。他一生中总共出版了三十九部诗集，主要有《泪城》、《全是爱》、《信鸽》、《裙兜里的苹果》、《维纳斯之手》、《穷画家到世间》、《妈妈》、《铸钟》、《皮卡迪利的伞》、《避瘟柱》、《身为诗人》等。除了诗歌创作，塞弗尔特还译过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的作品，创作出版过《极乐园上空的星星》、《手与火焰》、《世间万般美》(1983)等文集。塞弗尔特于1996年获得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艺术家”的称号。1984年，因展现出“人类不屈不挠的解放形象”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1901—1986)，1901年9月23日生于布拉格日什科夫区一个工人家庭。中学还未毕业，塞弗尔特就步入社会，投身于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活动。先在《红色权利报》任职，后到布尔诺的《平等报》任编辑，并为《人民权利》 、《六月》 、 《树干》等报刊撰稿。除诗歌外，他还撰写了有关文学、戏剧、电影和美术的评论文章及小品杂文。当时，捷克人民正处于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动荡年代，塞弗尔特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积极投身革命，并参加了共产党。
1921年，第一部诗集《泪城》问世。该诗集与捷克老一辈无产阶级诗人的作品风格迥异，它并不着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猛烈抨击和控诉，而主要表达了诗人对人民深切的同情和热爱，讴歌光明美好的未来，记录了诗人内心的激情及对诗的理解和追求，温情甚于愤怒，如《最恭顺的诗》。
由于受西欧哲学思想和各种文艺流派的影响，塞弗尔特成了当时捷克最有影响的现代派文学团体“旋覆花社”的主将，他退出了共产党，在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上接受了纯诗主义、超现实主义，明显出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倾向，主张诗人要离开社会斗争的漩涡，去追求“纯粹的诗”，宣扬诗的“自我表现”的魅力，甚至曾一度宣称“诗即游戏”。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诗集《全是爱》 (1923)、 《无线电波》 (1925)、 《信鸽》 (1929)等。
塞弗尔特进入创作的成熟期，先后发表了《裙兜里的苹果》 (1933)和《维纳斯之手》 (1936)两部诗集。尽管这些诗中还残存着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痕迹，但是诗人已不甘心于孤独和囿于“自我”，而是在自己心中重新燃起了对童年和对故乡的美好感情。一九三六年后，由于纳粹德国的威胁和《慕尼黑协定》的签订，诗人的祖国处于危难之中，这大大地激发了诗人的爱国主义热情。他成功地创作了《别了，春天》(1937)、《把灯熄掉》(1938)、《鲍日娜·聂姆曹娃的扇子》(1940)、 《身披霞光》 (1940)和 《石桥》 (1944)等诗集。其中《祖国之歌》被认为是塞弗尔特最优秀的爱国主义诗篇。其他几部诗集也都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对捷克民族文化传统的热情讴歌和赞颂，唱出了当时人民的共同心愿，同时也起到了教育和动员人民起来抗争的良好作用。一九四五年，诗人的祖国获得解放。在国家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任编辑，主编文学月刊《花束》，并继续从事诗歌创作，先后出版了诗集《泥盔》 (1945)和 《浪迹江湖的穷画家》 (1949)。其中《泥盔》是他爱国主义抒情诗集中最好的一部。在这一诗集中，诗人热情地讴歌了英勇的人民，欢庆祖国的解放。从一九四九年起，塞弗尔特成为专业诗人。
在五十年代，诗人发表了《维克托尔卡之歌》 (1950)、 《母亲》 (1954)和《少年与星星》 (1956)等诗集。其中《维克托尔卡之歌》是根据捷克著名作家聂姆曹娃的代表作《外祖母》中的一个姑娘的悲惨命运写成的。作品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控诉。
自五十年代后期起，塞弗尔特凭着自己的艺术良知竭力反对当时存在于国内文坛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死水一潭的局面。他还曾带头批评当局的文艺政策和个人崇拜，因而受到公开批判，导致多年中断创作。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他才重返诗坛，此后相继出版了《岛上音乐会》 (1965)、 《哈雷彗星》 (1967)、《铸钟》 (1967)、《皮卡迪利的伞》(1978)、 《避瘟柱》 (1981)、 《身为诗人》 (1981)等诗集。这些抒情诗和叙事诗，既有对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对亲友的怀念及对祖国和首都布拉格的赞美，也有对爱情的歌颂和对女性的恋慕，还有对人生的回顾和对死亡的想像。这些后期创作的作品，融汇了诗人饱经人世沧桑后的深沉思考、对人生真谛的内心感受和对诗人使命的真诚认识。诗风趋于平稳，语言更加明晰，平易中还带有一点幽默。这些诗集中的《春天的眩泯》、 《壁毯之歌》 、 《皮卡迪利的伞》和《鬼怪的嚎叫》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名篇。
塞弗尔特从事文学创作六十余年，共有三十部诗集，以及散文集《伊甸园上空的星星》 (1929)和回忆录《世界美如斯》(1982)等。还翻译过俄国诗人勃洛克和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等人的作品。塞弗尔特是一位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真诚的诗人，把报效祖国人民、忠于艺术良知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正如瑞典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所说，“他的诗富于独创性、新颖、栩栩如生，表现了人的不屈不挠精神和多才多艺的渴求解放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