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现实倒下的俄国诗人：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什么命令普希金回彼得堡？
俄国诗人普希金认为，俄国历史向来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相同，评价俄国历史需要一种特殊的尺度。在扩充新疆域、征服非斯拉夫民族的过程中俄罗斯文化在接触到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之后，逐渐多元化，这促使普希金的文学创作获得了新的题材。 据小编了解，普希金因此创作了《高加索之》随后才有了莱蒙托夫创作的《当代英雄》。普希金写于逝世前三个月的《致恰达耶夫的信》文采飞扬，观点明朗，思想深刻，激情满怀。
它是普希金留给后代的遗言是普希金在行将告别人世之际的思想宣泄。它是诗人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在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观做的一番总的巡礼。该信的主要观点为:俄国有自己完整而丰富的历史;俄国文化拥有独特的渊源，俄国文化绝不是在异质文化模式上发展起来的;俄国曾以自己惨重的牺牲换来了人类精神的巨大进步，俄国人应当引此为荣。普希金在信中强调，俄国文化发展到今天，走的完全是自己的道路。他纠正恰达耶夫，说道:“您认为，我们从中汲取基督教知识的源泉并不纯净，拜占庭本应受到轻视等等……我的朋友……我们从希腊人那里拿来福音书和传说，却不是幼稚的琐细和口角的习气。
拜占庭的风俗从未成为基辅的风俗。”普希金关于基辅罗斯文明是独树一帜的文明，这一论断非常正确。基辅罗斯时期，尤其自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以来，罗斯与拜占庭的贸易和战争趋于频繁，拜占庭神父和希腊书籍源源不断地涌入罗斯，拜占庭的神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精神财富对于形成俄罗斯文化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俄罗斯人民才是自身文化的创造者，他们亲手建造了俄罗斯文明生长的摇篮基辅和诺夫哥罗德，谱写出代代相传的壮士歌。普希金不是在这封信里才倡导人们重视祖国精神文化的价值。
早在20年代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普希金就通过达吉雅娜的形象，提醒一心向往走西欧道路的俄国人，不要忘记和轻视俄罗斯民族的优秀传统。“灵魂上的俄罗斯人”达吉雅娜是普希金为俄国生活树立的理想，她与俄罗斯大地，与俄罗斯底层的、民间的东西密不可分。诗人借达吉雅娜想要换回 宁静的俄罗斯乡村，暗示那些迷失方向的俄罗斯人:我们真正的精神家园在哪里，俄罗斯的民族特色蕴藏在何处。所以，达吉雅娜不单纯是向往爱情、渴望家庭幸福的女性的化身，她是普希金美学思想的高度概括与明确表述诗人将达吉雅娜视作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精神需求，它比追求个人幸福的意义要深远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达吉雅娜是俄罗斯民族精神气质与内心力量的象征。
普希金告诉持极端西方派观点的恰达耶夫:“无疑，分裂教派把我们与欧洲整体割裂开来，因而我们未能介入任何一桩震惊欧洲的重大事件，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特殊使命。正是俄罗斯，正是她那辽阔无边的疆土吞没了蒙古人的入侵。鞑人未敢越过我们的西方边界、将我们置于后方。他们回到自己的草原上去了，基督教文明得以拯救。仅仅为了这一功绩我们就完全可以傲立于世?我们的磨难让天主教的欧洲不受任何干扰地蓬勃发展。”针对恰达耶夫严词批评东正教会与东正教士“今不如昔”，俄国应该抛弃东正教转向以人性和启蒙为特点的天主教的说法，普希金提醒恰达耶夫注意:“费奥凡之前，我们的僧侣阶层是值得尊敬的。
它从不用教皇主义的卑鄙行为玷污自己的名声，当然，它从未在那个人们最需要统一的时候发动变革。”早在1822年，普希金在《关于18世纪俄国史的笔记》中就阐述过自己对僧侣阶层的看法:它曾一直是处于民众和国君之间的中介人，如同介于人类和上帝之间。我们的历史，进而我们的教育归功于僧侣们。可见，普希金的文化观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肯定进步的僧侣阶层在俄国历史、文化发展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二百多年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使罗斯的物质、精神文化的发展遭到严重摧残，众多的城市乡村被夷为平地，大量的文化历史古迹被毁坏，建筑、雕塑、绘画、文学倒退得十分厉害。
可是，这一时期罗斯文化并未中断，仍以基辅罗斯文化作为蓝本发展，原因就在于具有启蒙意识的僧侣阶层。普希金一生写下了800多首抒情诗和叙事诗，诗剧和诗体小说都是他的创造的独特的文学体裁，他还写下了大量的政论文和书信1833年，普希金奉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命令回到彼得堡，成为宫廷近侍，实则是为了限制普希金的行动自由和创作自由。1837年1月27日(公历2月8日)，普希金来到离家不远的湿夫大街18号的“沃尔夫与贝兰热甜食店”二楼的 老座位上喝完黑咖啡，拒绝朋友劝告，与决斗证人、皇村学校同学丹扎斯在咖啡馆约见后，便离开这里，乘马车驶向小黑河，他要在那里与他的名誉败坏者法国籍的近卫军骑兵军官丹特士决斗。
在同来的朋友兼公证人丹扎斯的公证下，丹特士获得了首先开枪的权利，结果普希金腹部中弹，两天后的1837年1月29日下午2点45分普希金死去，时年仅38岁。普希金在《叶普根尼·奥涅金》中曾有诗句:“这个无情的光荣的俘虏，看见他的末日近在眼前，在决斗中，刚强而镇静地准备着迎接致命的铅弹。”诗中诗人连斯基枪口下倒下的是奥涅金，而现实中倒下的却是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在1815年，16岁的普希金就写下了《我的墓志铭》，为自己未来的一生做了这样的预测和定位:“这儿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轻的缪斯，在爱情和懒惰中，共同度过了愉快的一生，他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可是他心地善良，却实实在在是个好人。
”1836年，去世前一年，37岁的普希金曾写了抒情诗《纪念碑》，诗中充满了自豪和坚定的信念。 这个故事与中国没有丝毫关系。我想写有关中国的剧本…”为此普希金需要亲身感受中国，他甚至在构思长诗《叶甫根尼·奥涅金》时，按照他最初的设想，应当提到中国的智者孔子。普希金关于中国的知识和见闻主要来自俄国第一位汉学家——在北京生活十余年的传教士雅金福(比丘林)，他们在彼得堡的一个沙龙里相遇相知，这位知识渊博的神父讲述了有关中国的许多神奇故事，在普希金藏书中还有他签名的赠书。
作家果戈理评价:“普希金是一个特殊现象，也许是俄国精神的唯一现象。”苏联文学评论家金兹堡认为:“任何别的俄国作家可以喜爱，也可能不喜爱，这是兴趣问题，但是普希金作为一个现象对我们必须的，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化的枢纽，他把握着先前的一切和后来的一切，取消这个枢纽，前后的联系就将被割断。”
据小编了解，直到今天，当苏联历史学家一页一页地仔细翻阅所有档案材料研究时，发现普希金所描写的情形，不需要做任何修改”普希金是他那个时代仅次于卡拉姆津的对俄国历史作过全面、深入研究的人。因此，他为俄国历史的辩护具有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