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同的一生是怎样的?诗歌创作与官宦生涯密不可分

诗人故事

文同的一生是怎样的?诗歌创作与官宦生涯密不可分

说到文同,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秋鲜网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文同,北宋诗人、画家,又称与可,治蜀太守文翁的后人,人称石室先生,自号笑笑先生。

文同一生最大的贡献便是“画竹”,他自创“湖州竹派”使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位以画竹为主的画家,对后来的郑板桥影响深远。然而,很少人知道,他还是苏东坡的表哥,也是当时“诗文书画”全能的文豪,东坡曾有评价: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可惜的是,文同身后百年,诗名却渐渐被画名所淹,以至今日,世人再说文同,却只道他的竹,很少谈及他的诗文。

再看文同一生,他出身寒微,中年入仕,他的诗歌创作与其官宦生涯密不可分,国家政治渗透到他生活和创作的方方面面。文同爱竹,一生清廉为政,高风亮节,却没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青竹精神,在政治上,文同更多的是表现出中庸平和的态度,他的思想意识呈现出儒佛道互补的矛盾结构。他积极地入世,汲汲于建功立业;又消极地避世,淡泊功名利禄,仕与隐的矛盾表现得如此突出,或许,这与当时儒释道“三教”并隆的时代特点不无关联。

文翁之后,书香门第

前文提到,文同是文翁后人,那么文翁是何许人也?

汉景帝末年,文翁为蜀郡守,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特别是在教育上尤为突出,对开化蜀地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文翁任蜀守时,大兴办学之风”。“武帝令天下郡国立学校者,自文翁为之始”。

虽然远祖身世显赫,但到文同的祖辈和父辈,可能仅算得上下层地主阶级。1018年,文同出身于梓州农村,彼时家境已经寒微,他自己曾说“本是锄犁人,强为替组客。”

即使如此,后来的士大夫都极为推崇文同的出身。苏辙在《祭文与可学士文》中说“汉蜀太守,石室之孙。散居梓撞,耕稼隐沦。是生高人,文如西京。”文同的同年老友、资政殿学士范百禄在《文公墓志铭》说“其先文翁,庐江人,为蜀守,子孙因家焉。至立,徙巴之临江,学谁周,门人推为颜子。其后又徙梓州永泰之新兴乡,曾祖彦明,祖廷蕴,考昌翰,皆儒服不仕。”主安石在《送文与可学士悴邓州》的开篇即写道“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

可见,文家虽然不是高门显宦,却是世代书香门第。“曾祖彦明,祖廷蕴,考昌翰,皆儒服不仕”就是很好的佐证。

这样的门第,这样的家庭,使得文同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从小便表现出卓尔不群的特点:公幼志于学,不群,乡人异之。

文同十几岁时便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究,未冠能文。

才情初显,豪气冲天

1046年,28岁的文同在在梓州应举得乡试第一名,一时间,在当地名声大噪,写下一首《太无观题壁》:

三十穷男子,其势胆气存。鸿毛在乡里,骥足本乾坤。周孔为逢揖,柯雄自吐吞。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

不到三十的文同,书生意气,满心豪气,读罢此诗,只觉得一股矫健豪迈的飒爽之气迎面而来,甚至有一种目空一切的浮躁。

但是,结合文同的家族,从他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影响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和品评这首诗,又觉得他的傲气是可以被接受的。沿袭自祖上的那样一种报效君王、兼济苍生的世代儒家的进取精神,文同勤苦自勉,积极上进。从十三岁时的“谨奉教”到而今三十岁才崭露头角,锋芒初露。作者夺魁之后的那样一种光耀门媚的狂喜,我们应该能够理解。

而立入仕,中庸为政

1049年,年过三十的文同一举中进,位列第五,随后进入仕途。

文同一生绝大多数时间在州郡任地方官,曾先后担任过邓州军事判官、静难军节度判官、邓州通判、汉州通判,知普州、知陵州、知兴元府、知洋州。他怀着“上坚报国之心,下固立身之节”的政治态度“竭己思虑,求民隐微”、“均税赋,简摇役,扶循良,明冤狱”,在地方上推行仁政,所到之处皆有政绩。

当时在同个朝堂下共事各位士大夫对文同为官评价甚高,王安石称他是“循吏”,苏轼说他“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苏辙说他“忠信笃实,廉而不判,柔而不屈。”司马光说他“襟韵游处之状高远潇洒,如晴云秋月,尘埃所不能到。”赵林说他“立言作诸蔑,励世亦自规。”范百禄总结文同一生的政治生涯说“公资廉方,居家不问资产,所至尤恤民事。民有不便,如己纳之阱中,必出之而后己。”

因为多处州县,加之出身贫寒,使他对于民间疾苦,有着深切的体会,期间更是创作了不少以农家生活为题材的诗作:

野老扶白头,耕垦事由垄。岂无儿与孙,冻馁实我恐。地产只数出,财用知几种。食肉与衣帛,贤者何言冗。——《野老》

这样一首平实的,谈不上什么艺术加工的诗,却足以心灵。一边是衣不蔽体食不裹腹,还被迫从事生产劳动一边是锦衣玉食养尊处优,还贪得无厌。文同同情农民的贫苦和悲惨命运的诗歌为数不多,但因为他出身下层社会,对农民的生活比较熟悉,对农业生产比较关怀,所以写出了这样力透纸背的好诗。

作为一个“锄犁”人,作为一个“释来去乡县川丝”的农家子弟,文同十分关心农民,关心农事。他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往往出自于农村题材,一首《咎公溉》应是他不可多得的叙事诗:

晚泊咎公溉,船头余落晖。携家上岸行,爱此风满衣。村巷何萧条,回顾烟火稀。问之曰去岁,此地遭凶饥。斯民半逃亡,在者生计微。请看林木下,墙屋皆空围。好田无人耕,惟有荆棘肥。至今深夜中,鬼火流清辉。众稚闻此语,竞走来相依。错莫惊且哭,牵挽求速归。

除了关心民间疾苦,他也关心时事政治,这与他入朝堂为官的经历息息相关,他几次在朝为官,先后任判尚书职方兼编校史馆书籍、秘阁校理、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判登闻鼓院等。在其位,谋其政,文同对于仕途,有着自己的底线和操守,但同时,在政治立场上,又显得有些中庸,大有明哲保身的意识,最具代表性的是《寄题杭州通判胡学士官居诗四首·方庵》一诗:

众人庵尽圆,君庵独云方。君虽乐其中,无乃太异常。劝君刘其角,使称著月床。自然制度稳,名号亦可详。东西南北不足辨,左右前后谁能防?愿君见听便如此,鼠蝎四面人恐伤。

“胡学士”即苏轼,此诗表面上咏物,其实通篇都是在表明处世原则和政治态度,是在规劝苏轼,不要锋芒毕露,要警惕小人暗算。文同不仅自己把这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还多次以此劝戒好友苏轼和苏辙。

又比如,文同在《依韵和子瞻游孤山二首》一诗中劝告苏轼说“平生美志自偿足,休问满眼生曹蒲。”又在《子瞻戏子由依韵奉和》一诗中告诫苏辙说“千钧一羽不须校,女子小人知重轻。”

因为抱定这样一种政治态度,文同的诗尽管与政治相关的不少,但往往是点到即止,殊少评议,讥刺则更是凤毛麟角。他的政治诗,往往只流露一种闲适的、无关痛痒的政治情怀。如“闻多新得策,事少早休衙。”“职事凡少休,余复不经眼。”等。

由此看来,文同在为仕上,既有报国之志,又有避祸之心,仕与隐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

自成画派,墨竹先锋

文同的故乡在四川,川蜀之地的竹子尤为特别,簇簇丛丛,叶阔竿长,不见结顶,遮天蔽日,生长之势用凶猛形容亦不为过。文同曾在故乡建“墨君堂”,并自比王子猷的居室。墨君就是墨竹,文同“嗜竹种复画”,以“墨君”名其室。

文同爱竹,他对于竹的喜爱和熟悉简直到了痴狂的程度,与其时代也喜竹的文士,或者那些擅长画墨竹的画家都难以与之匹敌。苏轼曾言“与可所至,诗在口,竹在手”,“朝与竹乎为游,莫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他与竹为友,日日俯仰林中之烟云,呼吸吐纳间,竹的操挺之姿、虚怀之德都潜化进他的心里。自然与人心相契,竹与文同“物我无间”。文同称竹为君,见竹即如见其人,种竹、咏竹、画竹、游于竹林之间,以竹命名自己的住处,取之为食,恨不得晚上抱着竹子睡觉。以竹为伴者多是仰慕其君子一般的性情,苏轼就说“与可之为人也,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与为不义,虽禄之千乘不顾也”。

此时,在文人的普遍意识中,竹与君子的关系比唐人“比德于竹”又更近了一步。

北宋院画盛行,文同则属于文人画派。

文同画墨竹在写生上功夫至大,“于谷构亭其上,为朝夕游处之地”,以至“疑风可动,不笋而成”的逼真效果。文同的《墨竹图》工笔带写,法度严谨。米芾所言以墨深为面,淡为背,自与可始也。虽是以墨写竹,竹的干、枝、叶主次分明、层次清晰,叶繁而不乱。有些竹叶分浓、淡两种墨色层层渲染。有些又用“撇出法”,线不闭合,微露笔痕,这种画法其实形似极矣!

可惜的是,文同的墨竹作品,早在元代就已鲜见,且真伪难辨。历经近千年,今天公认为他传世墨竹真迹的是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墨竹图》。

文同在墨竹史上的影响力,也和苏轼的赞颂推动关系极大。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既是苏东坡的自誉,也是评点文同的话,“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则典出文苏。

有一学者曾论:苏轼的墨竹得益于文同,但文同的墨竹亦离不开苏轼的褒扬。而苏轼在推广文同墨竹的同时,实际上是传播了自己的思想。在后世人心中,苏轼几乎成为和陶渊明相类似的抽象的文人偶像,所谓文同墨竹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一部分体现的是苏轼的思想。但是由于苏轼墨竹源自文同,后人画竹即使实际上受到苏轼的影响,却常被认为是师法文同。这个论述很是恰当。后世画家有的甚至没有见过文苏作品,但仍在画上自题仿湖州、学东坡。因此,相较于绘画实技,他们传承更多的是文苏的思想精神。

病逝陈州,魂归故里

1079年 ,文同授命赴湖州途中病卒于陈州。

第二年,文同灵柩西归,最后葬于故里,文同稍显平静的一生划上了句号。

苏轼听到文同去世,悲痛欲绝,连哭三天:

气噎悒而填胸,泪疾下而淋衣……梦相从而惊觉,满茵席之濡泪。

纵观文同一生,虽在政治上没有波澜壮阔的起伏,在文学上亦无传世的名篇,其书法作品更是早已失传,留给我们的也仅有《丹渊集》四十卷,拾遗二卷,以及墨竹四幅。

但是,斯人已逝,精神不死,文同的一生有很多地方可圈可点,可歌可泣。

他为官一方,胸怀正气、恪尽职守、鞠躬尽瘁、两袖清风,口碑极高。时至今日,多地纪念文同、倡导文同文化、弘扬文同正气之举。

他书画双馨,诗文兼善,成就非凡,苏轼、司马光、米芾等人对他尤为敬重。

他一生清廉,高风亮节,苏东坡曾说他: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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