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鬼李贺诗中的不尽忧伤：其可能患有心理疾病
李贺出生于一个旁支远裔、家境破落的宗室之家。在他生活的年代，仕进是读书人的惟一出路，考取进士是进入仕途的重要门径。但李贺因避家讳，不能举进士，这对才华出众又极为自负的李贺来说，无疑是个致命打击。李贺的一生有太多不幸与磨难，内外种种压力，使他的人格变得病态、扭曲。有人认为病态的人格导致他诗歌的感伤，而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感伤正是他病态人格的反映。
李贺，字长吉，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人，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这位郑王李亮，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贺父名晋肃，官至陕县令，很早就死了。李贺的出生地在福昌的昌谷，所以也有人叫他李昌谷。元和二年(807年)，李家搬迁至洛阳。元和十一年，卒于故家。
李贺才名早著，贞元末年已蜚声诗坛，有“鬼才”、“诗鬼”的称号。他的诗歌或表现对藩镇割据的痛恨，或对朝廷频繁的赞颂，或反映社会黑暗的现实以及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但李贺一生仕途偃蹇，多变早衰，这主要是他敏感世事，在生死问题上常常纠结于心。他馨尽了所有心力，为世间奉献了数百首绚丽多姿的作品，自己吞咽的却是一枚惨淡人生的苦果。
李贺一生短促，只活了27年，却经历着中唐德、顺、宪三朝。这一时期，上承安史之乱的浩劫，唐代社会的各种矛盾继续深化，河北、山东等地强藩交乱不止，朝中宦官骄横跋扈，使得中唐的政治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闷，越来越令人窒息。巨大辉煌的大唐帝国，正在逐渐走向衰弱，昔日的胜景已是过眼云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由于不安定情绪的增长，普遍感到精神空虚，开元天宝年间的那种热情浪漫已普遍转为冷淡和不安，内倾的怪谲代替了外露的坦荡，传统见解开始受到很多人的怀疑，严肃的理性思考也被很多人所抛弃。李贺的心态是中唐文人心情的最好表白，由于人们对客观现实的沮丧和失望，终于导致了他们盲目地去追求主观的心灵。无数事实证明，中唐社会所呈现的那种颓丧，乃是酝酿与萌生众多病态人格的温床。
李贺家乡昌谷县，是个自然风景极美的地方，李贺在《南园》、《昌谷》、《兰香神女庙》等诗篇中均有描述。这里是洛水流经之地，旷野郁郁葱葱，山峦起伏跌宕、泉水湍泻，色彩各异的山果悬挂枝头，蝶飞蜂舞，在这样的环境生活，李贺的童年应该是无忧无虑、幸福美好的。但当时的昌谷县并不是世外桃源。在李贺出生十余年里，昌谷相邻的州郡都遭受危机和动乱。贞元六年(790年)，江淮一带发生大旱，河北镇州和山东淄青的藩镇互相残杀，西陲吐蕃入寇截断河西走廊。这一连串事件，对昌谷都有冲击，在李贺的心灵上烙下了永久的痕迹。这种时代大背景对李贺人格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使他快乐的童年涂上了感伤忧患的色彩。
在昌谷大自然中，李贺观察昌谷景物的各种变化，在他眼里自然事物都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对于主观情感如此强烈的李贺来讲，不可能抛开现实而独享自然之美。李贺一生情感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烦恼、失望，内心的软弱、忧虑的性格特点，是同日益衰败的唐王朝有密切联系的。有学者指出，腥、泻、惨、死、老、冷、狐、仙、龙、蛇、鬼等，这分明是在极度的感伤中需要一些刺激来麻醉一时，也是他对于时代失望疲倦之余的一种不正常的病象。看来，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变化是造成李贺精神扭曲人格的温床，是他情感衬托和反映的主体因素。
有人认为，没落的贵族血脉是李贺病态人格形成的前提。
李贺人格社会化中接受的行为规范是贵族式的，他时刻用此来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也是他病态人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李贺是郑王李亮之后，虽然从李亮到李贺，历时约两百年，这一极为疏淡的血脉并不能给李贺的家族带来什么荣光。但流淌在血液中的那种王公贵族的傲气，却始终在李贺的思想意识中存在，李贺唯恐别人忘记他高贵的身份。在《金铜仙人辞汉歌》中他提醒人们：“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仁和里杂叙皇浦提》再次说：“宗孙不调为谁怜?”一再以所谓“唐诸王孙”、“宗孙”自称。唐王室以陇西成纪为郡望，李贺就将自己的籍贯也定到陇西成纪。在《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酒阑效潞幕》诗中说：“陇西长吉摧颓客，酒阑感觉中区窄。”一副自恃高傲的模样。著名诗人元稹明经擢第后去拜访他，他却揽刺不答，表现出自己王公贵族的傲慢之态。李贺靠这种虚无的“唐诸王孙”来确认自己的自身价值。实际上，他与“唐诸王孙”的生活地位有着遥远的距离。作为一个没落贵族，他的家境相当窘困。他的父亲李晋肃曾到四川做过小官吏，很早死去。他和弟弟依母而居，为生计，其弟去庐山谋生。理想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贵族血脉形成了他的孤傲个性，而现实又使他处处碰壁，李贺的思想始终徘徊在幻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他幻想贵族生活的奢侈豪华，用诗来体验理想中的贵族生活。在《难忘曲》、《贵公子夜阑曲》、《梁台古意》等诗中，李贺夸张地摹描贵族五光十色的生活，借以安慰自己，欲填心中奢望。在现实与幻想的夹缝里，李贺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李贺自命不凡，自命清高，心里所思与现实格格不入。生活越不如意，而想像越超越现实，反衬现实越凄苦，这样连锁式的反应，使李贺陷入苦痛之中而无法挣脱。他只有把自己全部心血倾注于诗歌创作中。他母亲说：“这孩子要把心呕出来。”李贺用心血构筑自己理想的殿堂，但光芒四射的殿堂外表掩盖不住凄苦无奈的情感世界。这凄苦感伤的情感源于他自恃孤傲的贵族性格。
也有人认为体弱多病、相貌怪异是形成李贺病态人格的基本因素。
素以风流飘逸自命的李贺，却有一张两条浓黑粗大的眉毛连接在一起、鼻子过于肥大、五官比例失衡的脸。这样一副瘦弱而五官近乎怪丑的脸，足以成为李贺的心病。加之因年岁增长而时常伴随的疾病的催逼，他的心情也是相当黯淡。正如他所写的“巨鼻宜山褐，宠眉人苦吟”，“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泻酒木兰椒叶盖，病容扶起种菱丝”等句子，不难看出，早衰的征兆对年轻却多病的李贺来说，所引起的反应是惊心动魄的，更何况病魔还在肆虐!李贺在《伤心行》中说;“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秋姿白发生，木叶啼风雨。灯青兰膏歇，落照飞蛾舞。古壁生凝尘，羁魂梦中语。”这正是一个长期被病痛困扰的伤感者在他心力交瘁中所发出的微弱吟唱。
人们比较认同的一点是，李贺求仕受阻、官职卑微是病态人格形成的催化剂。
李贺是贵族子弟，在他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中，一直以求仕、光宗耀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束缚自己。18岁那年，他离家去洛阳求仕。对于有贵族血脉的李贺来讲，仕宦是最终理想，而李贺在家的地位也使他求仕的意识更强烈。一个家庭中，母亲的言行直接并常常无意识地塑造孩子的人格与认知力。李贺从小受母亲的特殊关爱，他习惯于凌驾姐弟之上，而且母亲也常用贵族子弟的功名来教育他，这种心理积淀似一种无形的力量，左右着他对功名仕途的看法。他需要获得高官，需要体验豪华。他在《走马引》一诗中写道：“我有辞乡剑，玉锋堪截云。”表现自己超尘出世的远大抱负。到洛阳，遇大文学家韩愈，受其提携、鼓励，使李贺充满着膨胀的欲念扬起了风帆。
元和五年(810年)，李贺赋成《十二月乐辞并闰月》共13首，应河南府试成功，并被选拔去长安应进士考试。但因当时有一些偏见，认为李贺其父李晋肃之“晋”与进士的“进”同音，根据礼法要避讳。虽然当时名噪朝野的韩愈写了《讳辩》为其辩解，但终无济于事。这件事使李贺不仅仅是失去了一次进士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对他的人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李贺并不具备适应社会的能力，离开母亲之后，他茫然不知所措，孤僻、自尊，使他对周围人缺少亲和性。虽有韩愈提携，他也把韩愈作为靠山和保护人，但当韩愈进谏也不能帮他时，他彻底绝望了，且这种绝望影响着他一生。他开始了厌倦和颓废。《出城》一诗中道：“雪下桂花稀，啼鸟被弹击。”李贺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何等凄凉，不得不返回昌谷老家。
元和六年，他仕途有了转机，离家去长安担任奉礼郎一职，但此官职位低下，只是负责宗庙祭扫时的赞礼。这个官职对傲岸而自尊的李贺来说，前途根本没有什么改变，却反而加重了性格中凄苦无奈的成分。在职三年，他几乎中断同所有人的来往，他过着“扫断马蹄痕，衙回自闭门”的闭塞忧愁的生活。
在李贺人格发展过程中，自卑与自大同时左右着他，他力图求得平衡，但始终没能达到。他病态的心理特征导致他这段时期的作品充满失望、悲怆、愤怒、伤感、凄凉的意味。他一生仕途境遇蹭蹬，孤傲风流而外表奇丑孱弱多病，这些都是导致他精神人格趋往消极方向的因素。他的诗中感伤透视着他对人生消极的思考，但对社会却采取逃避的方式，骑驴索诗材，晚上回来秉烛夜作，过着与世隔绝的消极生活。他用诗歌表现自己的苦涩，在诗中自为地投入一种煎熬，用诗来弥补生活中的缺陷和不足。
病态的人格使李贺成了一个苦闷的诗人，他的诗歌主题，就是抒发内心的苦闷，他的诗具有凄苦的感情色彩和磊落不平的抑郁愤懑之气。病态的李贺，写出的诗歌有人欢喜有人骂。有人将其比美于杜甫诗，赞誉为“唐《春秋》”;有人认为李贺诗的核心是功名利禄;有人认为李贺的诗中全是鬼魅世界;评价最低的认为李贺诗描写的是肉欲与色情，“内容是什么也没有的”。仁者智者，所见各不相同。有位专家说，后人学李贺诗，“学其神者活，师其形者死”。也许这是对李贺最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