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唐朝诗人李白因何罪名被判处“流放夜郎”?

李白

解密:唐朝诗人李白因何罪名被判处“流放夜郎”?

最早对作为古地名的“夜郎”印象深刻,一是因为“夜郎自大”这个成语,二是因为李白。少小时偶然翻阅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读到李白因罪被判“流放夜郎”,知道古夜郎国在今贵州一带,搁在唐朝,那是很偏远的蛮荒之地,用来发配劳改犯正合适。因为李白的缘故,夜郎这个听起来有点狰狞的地名,在我心目中就和诗人产生了冥冥之中的联系。似乎那是一个能给狂热的诗人泼一盆凉水,甚至一棒子打醒的地方。我估计夜郎就这样歪打正着地进入了诗歌史。

重温诗歌史,我们怎么能够剔除唐朝?浏览唐诗,我们怎么能够忽略李白?而谈论李白,又怎么能够回避他晚年被判“流放夜郎”的厄运,那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挫败。想当年在金銮殿上,唐玄宗亲手为李白调羹,杨贵妃也斟酒请李白为自己题诗——古今中外又有几位诗人能享受到这种“皇家”待遇,李白也就真把自个儿当作大唐帝国“第一诗人”了。谁料爬得有多高,跌得就有多重,若干年后居然成为阶下囚,不仅首都没法再去了,连内地的省城或小县城都呆不住了,要被一扫帚给打发到落后边区的劳改农场。这已不算一般的悲剧了,命运简直开了个特大的玩笑。要把咱们自视甚高的浪漫主义诗人给捉弄死啊?也太离谱了吧。

我就这样记住李白一生中最重要,也最有戏剧性的两个地名。一个是长安,一个是夜郎,如同冰火两重天。一个是他仕途的最高峰,一个是他命运的最低谷,说白了,一个是他的天堂,一个是他的地狱。

李白曾平步青云,讨得龙颜大悦,贵妃青睐。作为首屈一指的文坛大腕,在长安城里偶尔对帝王都能摆摆谱:“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即使后来失宠,被赐金还山,也还是名人啊,到外省走走穴,去州官县令那儿蹭吃蹭喝,再赚点润笔费,不成问题的。游山玩水闯江湖,到处都有追星族,过得也还潇洒。可这次不是从天上回到人间,而是要打进十八层地狱;不小心成为特大政治犯(相当于国家公敌?)不仅披枷戴锁,还要被押送到夜郎那样的边远山区,这可不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么简单,分明是任其自生自灭。夜郎什么都缺,就不缺埋人的地方。

李白毕竟也一大把年纪了,想一想都哆嗦:夜郎多远啊,一路上山高水险,自己的这把老骨头再经不起大的折腾了,能否走到那里都难说。可别半道上就散架了。即使真走到那里,谁知道要呆多久啊。没准朝廷转眼就把自己给忘了。总之,别指望再走回来了。

要说起来,全怪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玄宗第十六子永王李璘打着靖难的旗号,招兵买马,挥师东下,其实是趁机扩大地盘,想借乱世当皇帝。兵过九江时碰见自助旅行的李白,觉得他的品牌可以利用,便征召他为幕僚。怀才不遇的李白以为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不分青红皂白就答应了,因此而卷入皇权争夺战的漩涡里。随着玄宗第三子、太子李亨即位,以正宗的政府军恢复国家秩序,“假冒伪劣”的李璘兵败被杀,李白的从政梦再次破产,以附逆罪而被逮捕。原本要腰斩的,幸亏郭子仪在唐肃宗面前替李白说许多好话,才改判为流放。夜郎对于李白,是一个仅比死稍为好一点的处分,用苦难来赎罪吧。

李白,这回够倒霉的。真要追究,也不能完全怪安史之乱。杜甫不也赶上了嘛,也没多大事嘛。怎么偏偏李白差点丢了性命?说到底,还得怪自己,怪自己官迷心窍,见到委任状就乐坏了,根本没看清是否有后患。初听要腰斩,李白以为满腹锦绣文章就此断送,后听改判流放,说不上来该伤心呢,还是该侥幸?所以夜郎,是一个让李白心里五味俱全的地名。他说不请是死里逃生了,还是去那里慢慢地死,甚至生不如死?

在此之前,李白对夜郎不是一无所知的,也不是没有一点想像。他想像中的夜郎纵然荒天野地,但也不乏苍凉的诗意。他的一首很著名的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就提到夜郎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原是安慰被贬官远徙的好友王昌龄,表示无论天涯海角,我的思念都伴随头顶的一轮明月与你同在。夜郎虽远,毕竟还有清风,还有月光。现在想想,这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唉,如今,自己落得比王昌龄还惨,也比他更需要安慰。可谁能像自己安慰他那样来安慰自己呢?

走在通向夜郎的路上,李白心如死灰,身影显得格外孤单。仰望明月,诗意全无。远处,远处的远处,更远处的更远处,夜郎像噩梦一样等待着遭受灾难性打击的诗人。这个词本身似乎就代表了世间的全部黑暗。李白实在想不通,自己怎么也走了这条道了。

其实,仍然有挂念李白的人,譬如杜甫。杜甫有好几首诗,都是因为听说李白流放夜郎而写的。有什么办法呢,诗人永远只能以写诗来安慰别的诗人,同时安慰被思念折磨的自己。李白流放夜郎的坏消息,不知隔了多久才传入杜甫耳中,可他肯定是在当天晚上就做梦了,梦见李白了。醒来后写下《梦李白二首》。“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夜郎离李白很远了,他对李白的吉凶生死充满担忧,连梦中的相见都浸透了生离死别的痛苦。“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写着写着,一向温和的杜甫也忍不住为李白的不幸遭际而鸣不平了:“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偌大的长安,车水马龙,居然容不下一个诗人,难道只能到边缘化的夜郎寻找葬身之地吗?就不怕后人笑话我们这个时代吗?要知道,这位被放逐的诗人,跟屈原一样,虽然生前坎坷,但死后必将比长安城里那些速朽的权贵名流拥有恒久得多的荣誉。

李白是否知道杜甫在挂念他?杜甫也把一颗愁心寄予明月,指望它能陪伴落难的老朋友一路走到夜郎西,而牵扯不断。诗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情谊通过清风与浮云传达,令一部多灾多难的诗歌史也散发出浓浓的人情味。

李白原来准备去夜郎报到了,取道四川赴贬地,走到半路上,大概是在巫山——梦一样的山啊,传来唐肃宗对李白改流放为赦免的消息。自以为已走上不归路的李白,重获自由,内心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他连忙自白帝城放舟东下江陵,去老丈人家探望悲伤欲绝的妻子,让她放心:九死一生的老公又回来了,大难之后必有后福。在船上口吟的一首《早发白帝城》,有一种如释重负,顺流而下的轻快:“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夜郎这个地名这些天一直像山一样压在李白心头,想不到轻而易举地掀开了——如泰山压顶的飞来峰,做了个鬼脸,又飞去了。命运真像一场恶作剧。

死里逃生的李白,伤还没好呢,就忘了痛,幻想朝廷能不计前嫌起用他,《江夏赠韦南陵冰》,借私人书信而对新政大加歌颂:“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莫非指望它能通过各级官员传入帝王耳中?既然走进了使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新时代,大家伙可别忘了我这个幸免于难的诗人,正闲着没事干呢,有用得着的地方招呼一声啊。在江夏活动了一段时间,四处托关系找工作,毫无结果。李白觉得不能再守株待兔地坐等下去,就去湖南碰碰运气。

在岳阳碰到时由刑部侍郎贬官岭南的族叔李晔,两个官场失意的人同游洞庭湖,还是只有借酒浇愁。李白酒后写下一大堆诗,如“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岂止是醉杀,简直是愁杀啊,李白恨不得把一路上挡道的山全他妈地给铲平了。又如“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夜郎是不用去了,可长安也回不去了,李白心有不甘,却又无力回天。

流放夜郎一事,确实使李白受惊了,虽然遇赦幸免,还是让他很窝火。他岂止是看着君山不顺眼,想想自己,磕磕碰碰的这大半辈子,真够憋屈的。借酒浇心中块垒,还嫌不够意思,只好又靠写诗来渲泄胸中不平之气。此次磨难之后,李白的诗风才真正成熟了。不时还有点“犯浑”或浑不吝的架式。李白终于成了真正的李白。

所以说夜郎这个普通的地名,在李白一生的履历中至关重要。正是它使李白受了大刺激。又正是它,使李白在受了大刺激之后,诗反倒写得更好了。那是因为他经历了大喜大悲,对人生看得更透了,对自己也看得更透了,也许自己根本就不是当官的料,仕途凶险,比蜀道难多了,弄不好会丢了性命;不如彻底死了这条心,在江湖上做无牵无挂的赤脚大仙,快活一天是一天……

夜郎这个地名,把李白从升官发财梦中一巴掌给拍醒了。

经受了命运的大起大落,李白的诗更大气了,也更有煽动性,像小广告一样在知识分子群落流传,唤起更多失意的人的共鸣。譬如他遇赦放还后游湘中的那些诗,没多久就传到正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的杜甫那里。杜甫原以为李白已长流夜郎了,读诗才知道老朋友已幸免于难,正在江湘一带散心呢,那可是被谗放逐的屈原含恨自沉的地方啊。这么一想,杜甫又心酸了,写下《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不只是祝贺李白逢凶化吉,更是隐喻李白获罪远谪夜郎是遭人诬陷,呼吁大家还李白以清白,免得当代又多了一个像屈原那样的冤魂。

李白一生中有很多转折点,其诗篇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其履历也如黄河九曲十八弯。在我眼中,以附逆罪流放夜郎这一冤案,是李白生活与创作最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他命运的最低点。落差真是太大了。生活中的这一大不幸,却给他的创作带来大幸运:李白真正地看破红尘了(“赐金放还”时他仍然是在半梦半醒之间),他诗篇中的人生境界开始朝向大彻大悟,视名利富贵如浮云。尤其重要的,是多了份悲伤。“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看来悲愤出诗人这话说得一点没错。

夜郎这个地名,就这样跟唐朝最伟大的诗人结下不解之缘(甚至还间接地影响了第二伟大的诗人杜甫),就这样跟如长江奔流入海的中国诗歌史结下不解之缘。它影响了李白,李白又影响了杜甫,李白与杜甫又影响了后世的无数诗人。夜郎之于李白,正如汨罗江之于屈原,使中国诗人的集体命运乃至中国诗歌的宿命,无形中增添了一抹悲剧的色彩。写诗,不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做个诗人,首先要做好承受任何苦难的准备。反过来,如果没有悲剧,没有苦难,一帆风顺的诗人绝对写不出跌岩起伏的优秀诗篇。这也是每个诗人都将面临的快择:是做一个圆滑的人,写圆滑的诗,还是做一个有棱角的人,写有棱角的诗?也许这种棱角会使你在世俗中遍体鳞伤,可好诗偏偏只能是从伤口中流出来的。

李白没去夜郎。可他在想像中,分明已去了。他绝对已想像出了古夜郎国的野蛮与荒凉。

偏偏在我想像中,李白跟夜郎还真是有缘,李白就属于夜郎。属于夜郎,对于诗人并不是一种耻辱,这恰恰证明他的那份原始的单纯,与尔虞我诈的官场,与追名逐利的社会,是多么无法调和。我并不是说李白的性格与自大的夜郎何其相似,我是说原生态的诗人,他的那颗原生态的心灵,与原生态的夜郎,原生态的山水,最容易成为朋友的。在我眼中李白不适合当官,也不适合下海做生意,甚至还不适合从事文秘、教育、朝九晚五的坐班,干体力活可能也不怎么行,酒量倒可以,可惜陪酒的都是小姐,大老爷们干不了……

李白整个就不适合这个社会,可是他却适合去天高皇帝远的古夜郎国,去古夜郎国竞选国王。李白,就该是夜郎国的国王,就该是理想国的国王,就该是自由王国的国王。李白如果真去了那里,没准能活得更自由一些,更轻松一些,也更开心一些。李白如果真去了那里,古夜郎国没准就变成桃花源一样的传奇。

我跟李白一样地受幻想。甚至幻想,假若李白不曾遇赦放还,真的风餐露宿走到夜郎,一路上没准会为许多无名山水写出有名的诗篇,这些山水也就名扬四海,成为新的名山大川了。假若李白真到达目的地,在古夜郎国的废墟上安营扎寨,刀耕火种,与当地的土著喝酒,肯定很投缘,以酒量决胜负的话,他绝对可以当上酋长。夜郎的人民一定喜欢他这样的性情中人。相反,大唐帝国的那些大小官吏,真去夜郎,说不定还不受待见。

李白祖籍陇西(今甘肃一带),出生于中亚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坦的托克马克城附近),五岁后随父迁居蜀州,在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度过少年时代,二十五岁后就出岷山,沿着长江漂流,几年后在江陵娶妻,成为湖北安陆的女婿。婚姻并未拴住他的心,他头脑里尽惦念着长安,直到在首都混不下去了,才又过州走府,漫游五湖四海。李白绝对属于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流浪汉,不管是西域还是中原,河北还是江南,荆楚还是吴越,都曾留下李白或深或浅的脚印。

大唐帝国的版图,如果还有什么地方李白不曾去过,恐怕就算夜郎了。这个地方,他差点就去了——不管是否情愿。夜郎是他人生中的一种可能性(哪怕是悲剧的可能性),虽然没有兑现,也使他的命运更富有戏剧性。一种惊险的戏剧性。仅仅这个没有实现的旅程,就使他有那么多感慨,假若他真去了夜郎,或许能写出更多新风格,新境界的作品,或许能活出一个全新的李白?

这么一想,我就觉得自己的想法挺残酷的。和命运一样残酷。为了读到新鲜的诗篇,居然暗地里期望诗人遇到更多的磨难,并因之而触发更多的灵感。我没有像杜甫那样感同身受地怜恤多灾多难的李白,为他免于流放而庆幸、而祝贺,却希望他的阅历别留下任何空白,希望他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诗人之上的诗人)。为了赏析海燕的奋飞与悲鸣,我就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李白为未去夜郎而庆幸,我却为他未去成夜郎而遗憾,这是否属于太热爱看悲剧,太热爱看热闹的看客心理?不,那只能说是我太爱看李白的诗,太爱看诗人在作品中的各种造型(包括痛苦的造型),以至忘了那扭曲的造型是以巨大痛苦为代价才形成的。

李白,你没去成夜郎,就让我替你去吧。如果同时还能能替你写诗,替你写出有可能写出而最终未能写出的诗,去一趟还是值得的。诗人容易有这种尝试的心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去夜郎,谁去夜郎?”诗人即使去地狱里走一回,像但丁那样,也不会白去,返回时也将带来一支经历了千锤百炼的神曲。神曲,就是这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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